凭吊中国远征军

小时候，约着小伙伴上碾房山玩，为了采红艳艳的杜鹃花，意外地掉入山顶的壕沟，惊奇的发现不足半米深的壕沟如此地规整且纵横整座高山，我循着干燥的沟渠一直走，一直走，忘了原本要采回家给姐姐的杜鹃花。回到家兴奋地跟爷爷说了我的探险之旅，爷爷说那是远征军攻打日军挖的战壕，以前里面都是子弹壳，这是记忆深处第一次对那段恢弘悲壮的历史的触摸。

高中时，腾冲一中每到清明节就会组织学生到国殇墓园祭拜，看着一列列写有阵亡将士名字的墓碑，明白了在远征军十几万阵亡数字背后的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感受到了战争是“一个人加一个人”的死亡的残酷。我于斑驳的墓碑体会到了战争中的具体的个人，即，每一名远征军战士，都在这场惨烈而悲壮的战争中以单薄、弱小的身体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进行过殊死搏斗，他们理应受到后人的敬重和缅怀。

而后，我有意地去了解这场曾发生于家乡的战事，从同村的曾修筑过滇缅公路的爷爷们口中仿佛看到了裹挟在大时代洪流中的滇西二十万筑路民众披星戴月，伴随着炸药轰出的飞沙走石，把公路推进一段又一段。高山千仞，江流滚滚，然，滇人不畏难，劈山开路，演绎了蚂蚁搬倒泰山的故事。

渐渐的，我不满足于零散的记忆，我开始从文学、历史著作中去缅怀远征军滇缅抗战的历史。如腾冲作家白平阶的《驿运》，李根源的《告滇西父老书》以及张问德的《答田岛书》，时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的局长谭伯英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作为战地记者亲历战事的谢永炎的《战火燃烧中的缅甸》、黄仁宇的《缅北之战》以及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收录西南联大从军师生创作的《联大八年》，收集远征将士亲历回忆的《远征印缅抗战》。还有一系列的当代作品：宗璞的取材于西南联大从军经历的《西征记》，写有败走野人山迷失缅北丛林的石钟山的《中国血》，南派三叔的《怒江之战》，金满的《远征》，何楚的《远征军生命线》，等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作品描述的是一群溃兵，在战争中感受到的苦难、酸楚、沉闷、绝望、安逸、悲伤与愤怒。叙述者是孟烦了，但烦恼从不了却，四年来败战无数却屡屡逃生，逃到后来越发心事重重。面对日军战术的僵化，万年不变的三角队形在丛林和大雾中居然照用，但败的仍然是我们。于是他思考为什么总打败战，觉得“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打败他们的是浑噩的生命，当危险来临，只会一再开动逃跑的本能。作者想用孟烦了京味的调侃来稀释历史、战争与死亡的沉重，但反而更加让人无法释然，因为那些无聊的闲谈正是坠入孤独深渊和陷入死亡泥沼所发出的声音。“团长”龙文章让这群人重燃斗志，他们不想再荒废生命般地安逸下去，虽是炮灰，他们要以孱弱的身姿对抗强大的命运，但可悲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炮灰的命运，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几乎必死无疑的战争。虽活着到了怒江东岸，但他们只记得穿着橡胶衣服、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用最大的冷漠和最高的效率”，把牺牲的战友的尸体成堆地从悬崖上推下，松散的肢体在山石上再一次四分五裂，或在山峦，或逝怒江。

作家的叙述让几被遗忘的战争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作者以写作的方式对逝去的历史和为国牺牲的战士慰灵、镇魂。当我追随书中身陷异域，困于滇缅边地原始深山、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士兵们，面对炮火、疾病、野兽、饥饿时，感受丛林战的疲惫、恐惧、死亡时，作为读者的我通过阅读表达对远征军国殇之魂的尊敬。

借中元节之际，我想以此篇来凭吊埋骨滇缅边地的英灵，想以亲历野人山大撤退的诗人穆旦祭拜牺牲在原始深山的远征将士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中的“葬歌”部分来作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激，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董诗瑜)

责任编辑：段绍飞

文章来源：http://www.baoshan.cn/2017/0908/12165.shtml